黄宗智:国家—市场—社会:关于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不同的思考[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3 次 更新时间:2020-01-29 12:33:57

进入专题: 新自由主义   国家能力   现代化路径   社会动员   第三领域  

黄宗智 (进入专栏)  

  

   摘要: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现代西方需要我们从其双重性来认识和理解。云海游戏大厅_[官网入口]区别西方的英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其历史实际的不同,我们才能够跳出凭借其建构的理想化普世理论来认识现当代中国的陷阱,才可能通过对比现代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实际来认识两者在建立现代国力,以及国家和市场、国家和社会关系之间的不同实践历史路径。那样,才能够建立一个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想像一个超出西方现有主流理论范围的未来。那既是认识中国实际的关键,也是设想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长远道路的关键。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国家能力、现代化路径、社会动员、第三领域

  

   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现代西方需要我们从其双重性来认识和理解。云海游戏大厅_[官网入口]一方面,如其英美主流自由主义的表达和理论那样,它带有崇高的自由民主理念,也有令人羡慕的先进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它也有其贪婪无厌的一面,可以至为具体地见于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实际,也可以见于其全球化主义。

   社会科学的两大主要理论和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则主要仅强调其单一面。西方理论的影响是如此之强大,即便是在受害于现代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也同样似乎只能偏重要么仅是其正面,要么仅是其反面。云海游戏大厅_[官网入口]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其近现代史中,一再从一端转向另一端,似乎不可能同时考虑到其双重性。先是清政府对其的(逐层)拒绝,后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对其的试图模仿;到人民共和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再度拒绝,再到如今的改革时期,再度试图借鉴。但是,从历史实践来考虑,现代西方的实际,区别于其本身的主流和反主流表达、理论和意识形态,从来都是双重性的。

   区别西方的英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其历史实际的不同,我们才能够跳出凭借其建构的理想化普适理论的陷阱来认识现当代中国,才可能通过对比现代西方和中国的实践历史来认识两者在建立现代国力,以及国家和市场、国家和社会关系之间的不同历史路径。那样,才能够建立一个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想像一个超出现有西方主流理论范围的未来。那既是认识中国实际的关键,也是设想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长远道路的关键。

  

   一、现代西方的双重历史实际

云海游戏大厅_[官网入口]   我们可以先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进入讨论。亚当·斯密在1776年针对其前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提出,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由贸易,包括城乡和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云海游戏大厅_[官网入口]抽象地说,甲地能够较便宜地生产某产品A(后人将其更明确精准地表述为,由于其“资源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而乙地则须要花较高的成本,但在产品B方面则正好相反——由两地交换无疑对双方都有利,可以使两地都减低其产品A和B的总成本和价格,由此促进经济整体中的分工、效率和增长。据此,斯密争论自由市场经济乃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Smith 1976 [1777]:尤见第四编[Book IV])

   其前的重商主义理论,则认为贸易逆差的国家会受损,而顺差的国家受益(由于获得更多金银,能够赖以建立强大的军队),因此,必须凭借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来促使贸易逆差最小化,顺差最大化,亦即如今反全球化的新重商主义的核心观点,那无疑是失之片面的。

   亚当·斯密的目的是要为市场经济争得其自由发展的空间,认为它会导致全经济体的广泛增长。他没有可能预见到后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全球实际。他更不可能预见到如今的全球化经济实际。云海游戏大厅_[官网入口]全球化固然有其推进贸易双方和其经济发展的一面,但也有其主要由发达国家,特别是其巨型跨国公司凭借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来获得更高利润,并在不平等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两方的国际交易之中,占据交易利益的大头的一面。

   如今,跨国公司的贪婪行为已经不简单是一小撮人或公司的,而是全球化的金融市场整体的运作逻辑。云海游戏大厅_[官网入口]关键是一个(上市)公司在金融市场的股价,它才是主宰公司管理人员行为的真正“老板”。一个公司的股价和股值主要取决于其营业的利润率:一般来说,公司的利润率越高,其股价对收益的比率也越高。云海游戏大厅_[官网入口]这是因为,股票评估专业人士一般都会根据一个公司近年的利润率来预测其前景,由此直接影响到购买股票者的抉择,进而影响到公司的股价和股值。苹果公司,作为目前全球股值最大最成功的上市公司,便是至为“典型”的例子。它通过中国台湾地区的富士康公司来雇佣超过百万的中国廉价劳动力,来为其在中国进行手机零件的生产和装配。那样,苹果公司可以凭借富士康公司所能接受的较低利润率——一般才约7%——来减低其产品的劳动成本。苹果公司自身则主要只集中于利润率最高的设计和销售两端——不止30%——凭此获得了令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羡慕的高利润率、股价和股值。[ 当然,此中原因也包括其在爱尔兰设立公司总部来避免、减轻美国国家的税额等其它利润率最大化的手段。毋庸说,其高超的销售和服务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正因为如此,它会被绝大多数的股票分析专家们评为最好的股票,能够让购买者获得较高额的回报,由此成为众多基金组织和千千万万私人投资者所最想拥有的股票之一,转而促使股价(及其股价相对利润的比例price/earnings ratio)持续上升。股价和股值则成为对公司管理人员表现的评估至为关键的一个标准。如今,这样的逻辑已不简单是任何个人或一小撮人或公司的恶意的后果,而是一个被人们视作给定实际的超巨型金融市场的无可辩驳的制度化基本运作逻辑。在那样的制度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尽可能压低劳动力成本)乃是理所当然的事。[ 2019年8月19日,由192位美国大公司执行总裁组成的“商业圆桌”Business Roundtable组织发表了具有其中181位总裁署名的声明,一反其1997年以来明文定下的总原则——即公司应该“以其(股票)拥有者的回报为主要目的”[简称“股东至上”shareholder primacy]——而指出,公司还应该考虑到客户、员工、供货商、社区等的利益。(Washington Post, August 19, 2019)毋庸说,真正的改革尚待未来。(新宣言见“Statement on the Purpose of a Corporation,”2019)](黄宗智2017)

   这也是促使跨国公司执行许多无顾劳动者利益的举措,包括由于雇佣外国廉价劳动(“外包”)而威胁到本国人民的就业机会的后果。跨国农业公司会无顾其产品的可能毒性而尽力推销;跨国制药公司会完全无视患者(尤其是贫穷国家的患者)的生死而尽量提高其所发明的药品的价格。此类行为是同一逻辑所导致的后果,也是许多人们之所以极力反对全球化的原因。

   斯密的后人,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保守主义,则将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建构为适用于一切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它们争论,经济发展,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全过程是出于“理性经济人”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所做的最优化抉择;在市场竞争的交易、定价大环境中,他们的抉择将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推进螺旋式的发展,导致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水涨船高”)。他们借助斯密反对重商主义的论述而特别突出,如此的逻辑唯有在没有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放任”laissez faire条件下,方才能够让自律的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他们将如此的理念建构为所有现代经济发展的普适经济“科学”。

   那样的建构无疑是言过其实、失之片面的不符实际的概括。它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历史。我们已经看到,在其早期的17、18世纪重商主义时期,它是由新興民族国家大力推进的:国家为了在国际争夺中的国力和战争,大力支持(能为其提供财政收入的)贸易公司的扩展。大英帝国赋予垄断权力的东印度公司便是很好的例子,该公司甚至一度达到拥有相当规模(25万人)的军队,更成为统治印度殖民地的政府机构。也就是说,国家实际上直接卫护和推进重商主义下的国际贸易和资本主义发展。但斯密以来兴起的主流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却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建构为完全是由“放任”国家的市场经济来推动的,将即便是资本主义前期的两个世纪中的发展历史,都重构为放任政府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运作的结果。至于其后的19世纪,亦即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极盛时期,也使用了同样的建构来论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的实际,从而成为其侵略的借口。再其后,即便是在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之后兴起的福利国家实际下,通过社会保障和劳动立法而给予了资本主义经济重興的生命力,将那样的历史也建构为基本是自由主义市场机制的历史。再其后,更将发达国家和其巨型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建构为同样的放任主义市场经济。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是如此之强大,有些带有批评观点的论者,虽然强调新自由主义理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论证它被一些后发展国家的实际经验所证伪,但仍然将主要西方现代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基本全让给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仅将其批评意见限定于某些后发展的国家。

   笔者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即便是从主要的新自由主义的英国和美国的历史实际来回顾,新自由主义理论建构也是片面的话语/理论,绝对不该被认作历史的真实写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历史显然是一个双重性的历史。它绝不简单只是一个单一面的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的“放任”国家体系的历史。总体来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史一直是和国家作为密不可分的,和新興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及其国际竞争和频繁的战争,以及其后对欠发展地区的帝国主义侵略密不可分,更和之后的资本全球逐利历史密不可分。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放任市场经济无疑仅是一种单一面的、理想化了的虚构,遮蔽了另一面的实际。当然,也绝对不仅仅是单一面的、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道路。在这点上,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论析相对比较明晰,与(新)自由主义的建构截然不同。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认识到现代西方的实际的双重性格:一方面是其比较崇高的民主自由理念与治理制度以及蓬勃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发展,也包括其所建构的自由市场主义和近几十年的全球化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其重商主义时期的民族国家的军事竞争和战争,其后的对后发展国家/地区的侵略以及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以及再其后(尤其是美国)的全球霸权追逐(美国在其境外全球各地拥有约800个军事基地便是最具体的例证)(Vine 2015;根据Johnson 2007的扎实专著研究,在2006年共737个),包括其跨国公司的制度化无穷逐利,无顾劳动者的利益。两个方面缺一不可理解。面对如此的双重历史实际,我们绝对不可仅仅完全依赖任何单一方的理论来认识、理解。

   但是,不仅在现代西方的自我表述中,甚至也在近现代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之中,却充满对现代西方偏向单一面的认识和理解。一是简单地追随西方建构的自由民主主义的一面,另一是拒绝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的一面。中国本身一定程度上便经历过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认识和追求:一是国民党政府之试图模仿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华民国;二是拒绝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政权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共和国;三是改革时期的借鉴模仿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当代中国。

伴随单一面的认识而来的是对现代化路径的截然对立的认识。在西化和追求民主自由理念的时期中,中国的改良思想错误地以为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经济体系乃是现代化和现代国力的关键。中国的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治国思想都显示其深层的影响。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时期,则相反地将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贬为完全是“资产阶级”所制作的虚构,将其认作不过是遮蔽阶级剥削和帝国主义侵略实际的虚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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